“我妈总是说，你不去招惹他们，他们会来找你吗？不然学校那么多学生，坏孩子们为什么不找他们？可你也看到了，我哪里主动招惹他们了？！”
“小超子呢？听说‘进去’了？”前段时间，母亲突然提起陈超。
我点点头，说已经判了，涉黑，11年。
“唉，以前是个多好的孩子……”母亲叹了口气，“你小时候的自行车还是他妈送的呢……”
1
陈超是我的发小，两人一起在厂大院长大，同一年上学，直到初中毕业都一直是同班。我母亲和陈超的母亲刘阿姨是同车间的同事，父亲和陈叔叔又都是搞电力出身，两家走动非常频繁。
陈超个头比我高，胖墩墩的，始终坐在班里最后一排。他的学习成绩一直很好，尤其擅长数学，小学时就被学校选拔参加奥数竞赛。我们平时一起上下学，周末一起去新华书店看书，除了回家吃饭睡觉，几乎形影不离。
当年男生们常玩“骑马打仗”，两人一组，一个背着一个，往对手身上贴贴纸。我和陈超一直是“黄金搭档”——他力气大跑得快，我俩一度“战无不胜”。有段时间我爬墙扭伤了脚，陈超每天都背我上下学，时间久了母亲不好意思，托人从北京买了一套进口文具送给陈超，刘阿姨收了文具也觉得不好意思，赶在我生日时又送了我一辆自行车。
年，厂子破产改制，母亲选择等待改制结束后进入新厂子上班，刘阿姨则买断工龄后做起了专业股民。几乎在同一时期，陈叔叔被派往国外援助建设电力工程项目。此后很长一段时间，陈超一直在我家吃午饭。
很快，陈超家的经济条件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，陈超有了自己的电脑，身上的衣服也逐渐变成了时下流行的品牌。等年升初中时，陈超家已在市里买了商品房，我家也搬出了大院。
当然，这些都没有影响到两家的友谊——我和陈超依旧形影不离，刘阿姨也经常邀请我和母亲去他们的新家过周末，母亲和刘阿姨聊天，陈超则带我打电脑游戏。
那时候，“古惑仔”风靡全国，初中校门口也常有身着奇装异服的“不良少年”，有的是本校学生，有的是本校学生的外校朋友，还有一些社会青年。每天，他们都在放学时聚集在一起，用挑衅的目光扫视路过的学生，也偶有传闻称某位同学放学路上被人拦住，或被打伤，或被“借”了钱。
学校虽然三令五申禁止学生跟校外人员、尤其是不良少年们来往，但实际效果相当有限。一来义务教育阶段学校不能劝退或开除学生，“留校察看”的处分对坏学生几乎没有威慑；二来大部分针对学生的不法事件都发生在放学之后，学校既鞭长莫及又不想多管闲事。
当时我们学校的“老大”名叫张平，与我和陈超同届，剃着光头。张平能当“老大”有两个原因，一是他小学读的是武校，“打架特别厉害”；二是因为他有个哥哥名叫张龙，从我们学校毕业后，在隔壁三职专上学，经常带着他的“朋友们”来学校帮张平收拾“不服气”的同学。
听母亲说，张平与张龙的父亲以前也是厂里的职工，年因为寻衅滋事被判了刑，出狱后成了附近有名的流氓头子。母亲还再三告诫我，既不要跟张平走得太近，也不要和他发生矛盾，如果遇到麻烦，要马上告诉她。
那时候，瘦小的我自然不敢靠近张平。
张平最喜欢的就找同学“借”东西，无论是衣服、书包还是文具、自行车，只要被他看上了，总会用各种方法“借”过来。他身边还有几个和他一样把头发剃得很短的“小弟”，自称“光头党”，经常收拾那些不肯“借”东西给他们的同学。一次我放学经过铁路桥下的涵洞，正好遇到“光头党”在殴打隔壁班的一位同学，事后听说，只是因为那位同学新买的手表被张平看上、不愿“借”而已。
陈超同样跟张平没有任何交集。虽然他身高已经突破一米八，体重也飙升到一百七八十斤，看上去很“不好惹”，但却依旧是个胆小老实的孩子，学习成绩也一直在班里名列前茅，每天都把“好好学英语”“将来要出国读金融”挂在嘴边。
只是没想到，张平和“光头党”还是找上了陈超。
2
最先给陈超带来麻烦的是一件外套。
一天，陈超穿了一件新外套来学校，立即在同学间引发了不小的轰动——因为那年冬天，电视台和市里几个大商场楼体上全是这件外套的广告，价格同样令人咋舌。
下课后，很多同学围着陈超看他的外套。有人问起价格，陈超也毫不避讳。我也无不羡慕地问他什么时候买的，他说是陈叔叔过年回国休假给他买的。我也想试一试“过把瘾”，可对我一向十分大方的陈超却面露难色，说刘阿姨特别交代过，绝不能给借给别人，我当然可以穿，但放学时必须还给他。
听他这么说，我便没好意思再提，之后的几天，除了上下学路上外，陈超一直把外套叠放在纸袋中。北方的冬天很长，教室里的暖气时好时坏，但陈超宁愿冷着也不肯在教室穿上外套，我觉得倒也不至于如此，他却私下里告诉我，自己其实也是怕这件外套被张平和“光头党”看上。
果然，不久后，外套还是被张平一伙“借”去了。
“光头党”来找陈超那天我也在场，一个比陈超矮一头的男生嚣张地看着他，说：“平哥有点事，借你衣服穿两天，你没意见吧？”陈超不想借，但又不敢直接拒绝，只说“天气冷，自己只有这一件外套”。我也帮陈超圆场，说他个头大，衣服尺码也大，但话音未落，那个男生却突然转向我，“你是哪儿来的？关你屁事？不想挨揍的话滚一边去。”
外套很快就被拿走了，不久之后就穿在了张平身上。陈超以“天气冷”为由偷偷找张平索要过几次，张平的“小弟”给了他一件褐色外套说，“平哥跟你交换。”
但那件褐色外套也是张平之前从其他同学身上“借”来的，陈超只穿了半天，便被真正的主人要了回去。
外套被“借”走没多久，刘阿姨就找到了学校。那天下午，我也被老师叫到办公室给陈超“作证”。当天陈超拿回了自己的外套，张平也当着老师面给陈超道了歉。
我和陈超都以为，张平一伙一定会受到学校处分，教导主任也给刘阿姨承诺说，一定严肃处理此事。但后来此事却一直没有结果，张平和“光头党”依旧在学校耀武扬威。我问陈超，他说学校后来又给他妈说，这事儿没法处理——外套是张平“借”去的，没说不还。
“那几个人身上穿的戴的很多都是从其他同学那里‘借’的，这个老师不管吗？”
陈超说老师的说法是，如果有其他同学向学校反映情况的话，学校会处理，但那些与自己衣服被“借”是两码事。而且老师也批评了他，说不该穿这么贵的衣服来学校，“给你和学校双方都添麻烦”。
“我以后不在学校穿那件衣服就是了。”陈超最后有些无奈地说了一句。
然而，可这件事还没完。
几天后的放学路上，我和陈超走到铁路桥附近，被几个社会青年拦住，对方不由分说便动手打我们。我挨了两拳后从地上捡起了砖头和他们对打，边打边喊陈超快跑，还趁机拽了他一把。但陈超却一直呆立在那里，既不还手也不跑，任凭一个比他矮一头的男孩扇他耳光，不管我怎么叫都没反应。
到家后我把我俩挨打和外套的事讲给了父母，母亲也觉得学校处理措施不当，当即给刘阿姨打了电话，还建议她第二天去一起去学校反映情况。可刘阿姨那边却不置可否，母亲还有些不开心。
第二天早上，父亲送我去了学校，在班里见到陈超，我问他昨天下午怎么样？他只说没事。又问他那些人是谁，为啥要打我们，陈超说跟张平有关，我再问别的，他却不再答话了。
那天父亲去找了班主任老师，但老师说事情发生在放学之后，又是在校外，学校管不了，更何况我也不能确定那几个人是本校学生，建议父亲去派出所报案。父亲没有去派出所，但之后的半个月一直坚持陪我上下学。
3
那时候，陈超的家庭条件比绝大多数同学都要好很多，他书包里的文具一水进口货，一支钢笔便六七百块；骑着一辆多块的自行车，是陈叔叔从国外带回来的；脚上穿的那双篮球鞋，据说也价值不菲。在我们每天只有三五块饭费时，陈超的书包侧兜里就卷着百十来块零花钱。
学校从初二开始安排学生晚上6点开始上晚自习，下午放学后，大家都在学校附近吃饭。每次陈超从兜里把那一卷钱掏出来时，都会引起周围人的
